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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张学正:一部内容丰赡、美文荟萃的大书

    时间:2020-09-19 22:43 点击:
    读《湖畔行吟南开大学报新开湖副刊百期选粹》 《湖畔行吟南开大学报新开湖副刊百期选粹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作者:张学正 正值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庆

        ——读《湖畔行吟——<南开大学报>“新开湖”副刊百期选粹》

    张学正:一部内容丰赡、美文荟萃的大书

      《湖畔行吟——<南开大学报>“新开湖”副刊百期选粹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

      作者:张学正

      正值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庆典之际,我收到了《南开大学报》编辑韦承金老师编的《湖畔行吟——<南开大学报>“新开湖”副刊百期选粹》一书。书中辑录了120余位作者的美文佳作,分为“先生之风”“我的南开”“书里书外”“随笔漫谈”“流年碎影”“诗苑掇英”六大部分,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南开百年的沧;暧肽峡说木穹缑。这是送给南开百年华诞的一份厚礼、大礼。

      《湖畔行吟》展现了南开人不屈不挠、奋斗进取的风骨和气质。

      1937年,南开人与清华、北大的师生员工一起,从长沙步行3500里到达昆明,建立西南联合大学。他们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土坯房里从事教学与科研。他们艰苦卓绝,团结一致,共赴国难。(《<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>序》《大学、大楼、大师》)

      抗战胜利后,复校归来的南开人,面对被炸毁的残垣断壁,面对“无钱、无书、无煤、无米”的现实,穷教授、苦学生们在“贫困中挣扎”,坚持民主斗争,“各个学科都扎实的奋勇前进”,迎接了新中国的到来。(《1948,我成为南开人的点滴记忆》)

     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国家动荡,经济停滞,文化凋蔽。1975年,从国外回国的陈省身先生却具有远见地提出:“中国要做数学大国,还要争做数学强国。”他倾全力创办了南开数学研究所,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数学人才。诗人、翻译家穆旦,虽然在人生中屡遭挫折,但他对回国不后悔,对子女说,“物质不能代表一切”,“中国再穷,也是自己的国家,我们不能去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”。(《陈省身与穆旦——南开园里的文理双星》)

      杨敬年先生在“文革”中遭受审查,老伴儿有病,生活艰窘,但在“拣完菜帮儿后仍到图书馆自修法文”;温公颐先生“文革”中左眼致残,并身患怕金森病,双手颤抖,“文革”后仍笔耕不辍,“写着20万字的《中国逻辑史》”。(《北村之恋》)“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”,这是南开人的风骨与气质。

      《湖畔行吟》展现了南开人多元、开放的思想境界。南开人以稳健著称,但又不乏反思的、批判的、前瞻的思维。

      杨心恒先生在《大学、大楼、大师》一文中,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“大学者,非大楼之谓也,乃大师之谓也”有深刻的理解与精辟的论述。他对大学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“言必称希腊”的盲从与迷信表示质疑;对大学以大量时间,让师生下厂下乡从事生产劳动的做法提出批评;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现象进行了抨击;对层层不间断的各种评审制度表示忧虑。从这一切中,我们不难找到“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”的诘问的答案。

      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皇权主义有深入研究的刘泽华先生,对于有人倡议建立“国学院”,将儒教改为国教,使儒教国家化提出异议。他认为,对儒学要做辩证思考,“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定要有分寸,不宜过分夸张”;对儒学“不要与现代的东西乱对应”,少搞“倒贴金”;要“通古今之变”,“从阴阳组合结构中走出来”;对儒学中的“消极面”要批判,扬弃。他指出:现今的当务之急是改造劣质的国民性,创造体现现代价值观的“现代人文化”,如开放意识、改革意识、和谐意识、民主意识、多元意识、主体意识、公民意识、法制意识、契约意识等。(《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》)

      在《中国“新穷人”的焦虑与网络消费的狂欢》《如何能让我们抵达学问》《新版<红楼梦>的“三大遗憾”》《寻找你的另一半》等文章中,作者们都能面对新世代、新潮流的冲击,提出自己的新观念、新问题、新思考,表现出南开人“日新月异”的求新求变的前进姿态。

      《湖畔行吟》展现了南开人扎实、求实的学风与教风。

      陈晏清先生在《悼念文英》一文中,用“真实、老实、朴实、扎实”评价刘文英老师的为人与治学的风格。其实,这八个字也可看作是对所有南开学人品格的概括。

      南开的“实”确实是有传统的。杨敬年先生说:30年代建立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延续了“南开的习惯作法是,三天一小考,五天一大考,对学生要求严格”。(《我的人生历程与经研所的五位老师》)

      中文系的张怀瑾先生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,修罗庸先生的《楚辞》课。罗先生授课期间,他“自刻讲义,将楚辞篇中四言用大字号标出,使我一目了然。”写毕业论文时,张先生遍览当时联大图书馆所藏自周秦迄于西汉古籍凡数十种,做笔记10多万字。写出初稿后,又经多次修订补充,完成了10余万字的毕业论文。为考证“女巫”一词,他“在论文中从古文献厘定出一百数十古巫名氏”,证明了他关于“男为巫,女为觋”的结论。(《学习<楚辞>的契机》)。

      来新夏先生的《闲话读书》一文,通过他回答读者读书“如何入门”,如何“走上书山”,如何处理“速度和质量的问题”,“读什么书好”,如何“进入专业领域”,怎样才能“读书有得”,读书是“为人,还是为已”,以及他的“衰年变法”等一系列问题,介绍他的读书经验,说得切实而精要,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,该文多次被报刊转载。

      据龙以明回忆,他1978年考取南开数学系的研究生,一开始就受到了“严格的数学学习和训练”。导师邓汉英先生是系主任,又患胃溃疡病,但他仍欣然接受了培养研究生的任务。他牵头组织研讨班,要求学生在上课与学习中“弄懂每一个细节,搞清楚每一个证明”。他还亲自上台讲课。“邓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,对待学问一丝不苟的精神至今记忆犹新。”(《我们如此之幸运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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